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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为了好玩才做:Queer Lapis 性工作者系列第三部

文/Vinodh Pillai | 23 Dec, 202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影响很多领取日薪工人的生计,性工作者也难以幸免。

莫哈末(非真实姓名),是Queer Lapis本系列其中一个受访的性工作者,三月迄今他只见了一个客户。为了应付生活,他被迫从事不同的临时工作,例如在饮食档口工作或當促销员。他的另外一个朋友诺丁(Nordin),也是一名男性工作者,因为还有正职,所以还能应付生活。

无论如何,诺丁指出,他认识很多性工作者,他们多数在巴生河流域,生活也不太好。诺丁指出,一名跨性别女子必须暂时停止提供性服务。

其中一个跨性别女子停止提供性服务,她想要提供上门性服务,不过因为行管令的限制招徕客人并不容易,这的确影响了很多人,所幸有些非政府组织提供援助。

通过艾滋病社群项目的努力,一些他们可以触及的性工作者在行管领期间得到援助,但非政府组织是否能够触及所有性工作者?

标签的问题

基于群众对性工作者长期的负面观感以及污名化,他们很多人必须隐姓埋名或保持低调,这使联系他们或为他们谋取权利的工作。也让很多非政府组织例如PT 基金会(PT Foundation)的计划面对重重障碍,尤其在为性工作者提供艾滋病毒或艾滋病教育以及支援的工作上。

PT基金会的代理营运总监戴雷蒙(译名)认为将性工作者标签为妓女或污秽,让公众建立永久性的印象:即性工作者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投身性工作的目的等。这让公众很难接受有些人安于从事性工作。例如,一些人或许一开始因环境所逼,迫切需要钱而投身性工作, 但日子久了,他们可以自力更生,展开了自己的性工作者事业。

戴雷蒙

这些负面印象导致性工作者不容易被联系,也致使录取性工作者成为权利推广者的工作有难度。对于很多艾滋病毒组织,有该社群的成员进行推广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了解相关的议题,也容易跟客户建立互信。

雷蒙说,在我于这个领域工作的日子里,我只认识两个人可以很自在地说,我是一个女性性工作者同时从事性工作者的权利推广工作。所以概括而言,污名化非常严重,即便是在这个社群当中,理应安全的环境——很少人愿意从事这类工作,男性性工作者就更不用说了。

当中少数成为性工作者权利推广人员就是31岁的杰克。青少年后期,杰克曾从事性工作长达六个月。一个尝试要缴付升学费用的离家少年,他在吉隆坡当地一间按摩院担任按摩男孩,轻易地找到了一笔块钱。他与同事为客户提供按摩或性服务,酬劳就是额外的现金。他记得当时也有一些外籍人士共事,很多都是为了赚取快钱以便能汇钱回家让家乡的家人无需三餐不继。

杰克解释说:“本地人,多数是因为被家人赶出来,他们孤苦无依,无处可去也没有机会和技能做出自己想要的改变——他们也可能拥有相关的技能,但赚取的酬劳不比在这里赚的多。”

他补充说,这也是为何他多数的前同事时至今日仍在提供性服务,15年后。

杰克

基于性取向被赶出家门或遭家人排挤,对于安身之处或生计毫无头绪,这些对于马来西亚LGBTQ+人士来说非常地普遍。对于很多性工作者而言,这就是他们入行的原因。

杰克不久之后曾担任好一阵子客服人员,但工作前途有限,让他非常沮丧。后来获PT基金会录取成为社群推广人员后,他在工作上找到了意义以及看到未来。这个社群常被排挤,一些人士甚至政策都被忽视。但作为这个社群的一份子,我们要靠自己为未来创造有意义的改变。

信用赤字

身份认同是LGBTQ+的性工作者遭受多重污名化——他们是性工作者,是LGBTQ+也可能穷困潦倒,这让他们在寻求医疗服务的时候,产生不信任以及恐惧。很多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感受无可厚非。

LGBTQ+社群当中,跨性别女子因与性工作挂钩而遭受更多污名化。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投诉遭受医务人员的歧视对待,让他们一再拖延至为时已晚才寻求治疗,直接否定他们接受无差别医疗服务的权利。

前性工作者以及现任跨性别权利推广分子嘉蒂尼(Khartini Slamah),或更常被称为蒂尼姐,相信这与前政府针对艾滋病毒或艾滋病的推广用词相关,很多人因此依然惧怕性工作者,预设如果他们不采取安全性行为,感染病毒的风险更高。

蒂尼姐说:即便90年代或00年代,人们还是很惧怕跨性别性工作者,我们这些跨性别性工作者都担心,因为马来西亚社会一般上都对艾滋病毒携带者有偏见。她提及政府所谓的恐吓手段如何让性工作者对艾滋病毒或性病检验敬而远之。

蒂尼姐

为此,蒂尼姐抨击早期那些动辄就评断人的医生以及护士,他们会无礼对待跨性别病人或拒绝治疗他们。他责怪他们,并认为他们需要为了一些跨性别朋友感染艾滋病而负责;当时他们太害怕,根本不敢去检测,所以一直不知道自己感染病毒。幸好,时代变了。

因为诊所里的社工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推广以及介入,越来越多跨性别人士愿意接受治疗,医生也变得更敏感。就算他们看到是跨性别病人来求诊,他们不会询问你的历史、性工作等……”她补充,我觉得很多年轻的MSM(与男人发生性行为的男人)开始站出来。

但要求性工作者信任或依赖公机构甚至政府,都比较强人所难。

雷蒙说:我不认为他们当中有人会去向政府披露自己是性工作者,询问政府可以如何协助他们。

他们会说自己是来自B40(低收入)群组,需要政府补贴,但他们不会承认自己是性工作者。

杰克指出,性工作者为了避免被地方单位骚扰的可能性,在寻求医疗服务的时候不会承认自己是性工作者。雷蒙以及杰克都认为州政府机构是性工作者寻求协助的最后选择。针对性工作者以及LGBTQ+人士的各种法律条文,可能让他们觉得所有政府官员会一样歧视以及负面对待他们。

‘性工作者权利被剥夺’

莫哈末了解自己从事非法的工作,因为马来西亚极具争议性的肛交法律条文,将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定为刑事罪行。

莫哈末

被短时间可以赚取很多钱的说法吸引,莫哈末18岁那年涉猎性工作。四年的全职性工作让他攒了足够的钱,但过程一点都不容易。雪上加霜,目前半工读以及从事性工作者的莫哈末,是一名穆斯林。这意味着如果他被宗教组织逮捕,除了警方以及民事法庭,他将在州伊斯兰法下被提控。

他苦涩地追述一次在性派对上被逮捕的经验,他说,宗教执法官员以欺凌的手段迫使他悔过。

他们一些可以接受我们(从事性工作),不过一些不能接受,所以很多被宗教局施压过的性工作者都患上忧郁症。

他说:对我而言,马来西亚性工作者的权利已经被限制了。我们这样的人,很难从事我们的工作,或通过我们想要的方式赚钱。也有太多的障碍阻止我们像普通人一样争取我们的权利。

另一边,莫哈末的朋友,诺丁,一个非二元性别性工作者也曾几次被逮捕。他追述说,其中几次,他因为变装而被逮捕,还有一次,因为给客户提供口交服务而被警方索贿。两次的际遇让他认为,伊斯兰法将LGBTQ+的现实人生刑事化,根本不合理。

他们援引不止一条法律来提控,有很多罪名,尤其在伊斯兰法律当中。我觉得,他们有一些条文将在任何地方进行不正当的行为……干扰公众(不正当的行为扰民)。这是什么意思?对我来说,这不好——这让很多人转入地下活动,他们害怕面对外面的世界。

诺丁

他补充说,这不公平,性工作者应该有工作的权利,法律或执法单位不应威胁到他们的权利。他认为,这些法律并未考虑到性工作者投入这个行业的理由,例如诺丁,他因为需要钱升学才投入性工作。

“我们有权利继续从事性工作,我们有我们的理由。不过,人们不喜欢聆听我们的理由。他们认为我们是因为好玩……随意从事这分工作。不过他们不知道,其实,我们需要这分工作,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对于那些没有相同经历的人,他们不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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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我们的最终章——对于性工作的常见问答以及可以协助性工作者的法律以及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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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odh Pillai 是一名LGBTQ+议题作者

本项目是Vinodh Pillai, Queer Lapis 以及 Projek Dialog 的合作项目。

插图:Art.Zaid

编辑:冯启德,Thilaga, Ryan Ong, Lee Jia Chze 以及 Soo Kin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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